柳升祺先生談所謂的英國“駐藏辦事機構”

年過90歲的柳升祺先生近照

2001年1月5日，倫敦的一家報紙刊登了黎吉生（Hugh E. Richardson）去世的消息，并簡略地介紹了他的生平。黎吉生這個名字，國內外從事西藏歷史研究的人都耳熟能詳。在近代以來英帝國主義策劃的侵略和分裂我國西藏的陰謀活動中，黎吉生扮演了一個不光彩的角色。他于1933年初次進藏，1936年隨古德使團到達拉薩，然后非法留居，于1937年出任英國駐拉薩使團的負責人，并且在很長時間里兼任英國駐江孜商務代表處的代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黎吉生一度在重慶英國駐華大使館任職。1944年再度返回拉薩。1947年8月15日印度獨立，并繼承了英國在西藏的各種“權利”。此后的3年中，黎吉生受雇于剛剛獨立的印度政府，依舊留駐拉薩，出任印度駐拉薩使團的負責人，直至1950年8月，在我和平解放西藏前夕被迫離開西藏。倫敦的那家報紙將他稱之為第一位，也是最后一位英國/印度常駐拉薩的代表。

然而這一段歷史的真相到底是怎樣的呢？2001年藏歷年前夕，我同陳乃文先生去看望柳升祺先生，就黎吉生與西藏的關系請教于柳先生。

本文作者在采訪升祺先生

柳升祺先生是我國老一輩藏學家，生于1908年。自1944年起，他就作為南京政府蒙藏委員會駐藏辦事處的英文秘書在拉薩任職，直至1949年。他對那段時間的各種事件十分熟悉，在拉薩同黎吉生有過數年的交往。

柳先生回憶起黎吉生入藏的經過，事情還要從30年代說起。1933年末，達賴喇嘛十三世圓寂。1935年，南京政府任命黃慕松為專使，率團進藏為其致祭。這是南京政府1927年成立之后派出的第一個高規格的入藏使團，受到西藏當局的高度重視和隆重歡迎。完成致祭任務后，黃慕松離藏，留下了劉樸忱、蔣致余二人和一部電臺在拉薩，他們成為后來駐藏辦事處的前身。為了抵消黃慕松使團的影響，破壞中央政府與西藏地方改善關系的努力，黃慕松一行剛到拉薩，英國就派出懷特（White）入藏監視。黃慕松離開拉薩不久，英國又派出了以錫金政務官古德（Sir Basil Gould）為首的一個規模更大的使團，于1936年8月抵達拉薩。黎吉生即是該團的成員之一，身份是江孜商務代表兼古德的特別助理。次年2月，古德離藏，黎吉生則被留在拉薩。從此，在拉薩出現了一個英國政府的常設辦事機構。

英國在拉薩派駐代表是沒有條約依據的，實際上是非法的。早在1904年英國發動第二次侵藏戰爭，逼簽《拉薩條約》時，英國侵略軍的頭子榮赫鵬就想為英國爭得在拉薩派遣常駐代表，或者至少英國人可以隨時前往拉薩的權利。在他的壓力下，當時昏庸的清朝駐藏大臣有泰甚至以互換照會的方式承認了上述權利。但是由于其他列強，特別是沙皇俄國反對的壓力，英國政府后來未予批準，只在江孜設立了商務代表處。因此《拉薩條約》的最后文本中就刪去了這方面的內容。古德為了留下黎吉生在拉薩，是搞了陰謀詭計的。離開拉薩之前，他故意在一些問題上與噶廈政府反復爭論，而后表示愿意留下黎吉生在拉薩繼續磋商。因此黎氏之常駐拉薩，實在是名不正，言不順。英國學者蘭姆就曾經指出，在拉薩的英國辦事機構不過是錫金政務官的一個前哨。它的存在本身就表明英國不承認西藏是一個主權國家。后來國內外的一些著述將該機構稱作英國駐拉薩的領事館，顯然是錯誤的。

50多年前的柳升祺與黎吉生，1947年攝于駐藏辦事處。右一為時任國民黨駐藏辦事處英文秘書的柳升祺，右二為英國駐拉薩商務代辦處首席代表黎吉生。

采取騎墻政策的噶廈政府，希望依靠英國的支持與中央周旋，因而默認了上述有實無名的不正常狀況。1940年，南京政府派出蒙藏委員會委員長吳忠信入藏，主持達賴喇嘛十四世的坐床儀式，并正式設立了駐藏辦事處。1944年，蔣介石指派沈宗濂接任駐藏辦事處的處長。柳升祺先生就是在這一年隨其進藏的。那時的南京政府駐藏辦事處只有數人，肩負著維護中央在藏權威，保持中央與西藏地方的聯系和與英帝國主義作斗爭的數重使命，日常的工作就是結交和影響拉薩的僧俗上層貴族、了解西藏政局的變化信息、抵制英帝國主義的分裂陰謀。而黎氏則盡其所能做相反的工作——在拉薩的上層貴族中培植分裂勢力、散布親英思想、鼓動西藏獨立。黎吉生來到中國之后，還專門為自己取了一個與其英文名字讀音相近的中文名字——“黎吉生”。雙方的斗爭尖銳而復雜，但是在公開場合還要保持紳士風度和彬彬有禮的舉止。據柳升祺先生回憶，在拉薩期間，他和黎吉生經常見面，有時還一起打網球。

陳乃文先生是后來出任駐藏辦事處處長的陳錫章先生之女。退休前在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工作，現在仍然從事有關西藏近現代史的著述。1944年她隨父母進藏時，只有11歲。她也依然記得黎吉生的像貌，并給我們看了五十多年前黎吉生在拉薩的一張黑白照片。照片就是在拉薩的一處網球場邊拍攝的，除了柳升祺先生和黎吉生之外，還有一個英國的醫生和一名尼泊爾人。

黎吉生生活的時代，特別是他在西藏供職期間，正是昔日的大英帝國日薄西山，每況愈下之際。隨著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結束，包括印度在內的一批英屬殖民地國家經過斗爭獲得了獨立，帝國主義的英國無可挽回地沒落了。那個時代造就了以丘吉爾為代表的一批死死抱住英帝國不放的帝國主義者，黎吉生也是側身其間的。柳先生告訴我們，1947年印度獨立前夕，黎吉生的情緒一度相當壞。一次，他悻悻然地說，當初我還曾經參與捕捉尼赫魯手下那些鼓吹印度獨立的分子，而今竟然輪到他們來解雇我們了！

堅持帝國主義立場、反對印度獨立的黎吉生，如此賣力地支持西藏獨立，這中間是有緣故的。在英國統治印度期間，英國之所以要侵略和分裂我國的西藏，目的就是將其變為保護印度東北邊境的“緩沖區”，排除其他國家插手的可能而由英國獨自控制這片廣袤的高原。但是西藏是中國的一部分，中國政府不肯讓西藏落入英國手中。因此，從寇松、榮赫鵬直到貝爾、黎吉生之流就竭力要把西藏從中國分裂出去，讓她“獨立”。這種“獨立”，當然不是本來意義上的獨立，而是要把西藏變為帝國主義的附庸，“承認表面上西藏是中國的領土，而內里西藏享有盡可能大的自主權?！边@時的西藏獨立活動首先是符合英國殖民主義利益的，這也是當時的英屬印度政府和英國本國政府支持西藏獨立活動的原因。及至印度獨立，英國殖民者撤離南亞次大陸，形勢發生了變化，英國政府對于西藏的興趣已經大不如前。1947年印度獨立之后僅僅兩年，中華人民共和國于1949年建立。面對這個新生的人民政權，西藏的農奴主階級預感到封建農奴制政教合一政權的危機，希望用獨立的辦法來維護自己的反動統治，擺脫自己階級腐朽統治的末日。這時的西藏獨立活動又符合了西藏反動沒落的農奴主階級的利益，這也是這一小撮人積極從事西藏獨立活動的原因。印度大資產階級擺脫了英帝國主義長期的殖民統治，獲得了民族獨立之后，一心要繼承英國在我國西藏的侵略利益；加之那時冷戰正酣，策動西藏獨立的活動便同時成為印度政府中一部分人奉行擴張政策和西方敵對勢力遏制中國的手段之一，它同樣符合美、英帝國主義的利益。于是，西藏噶廈政府中的少數人圖謀西藏獨立，進行分裂活動，而印度政府中一部分人和美、英帝國主義對這種活動予以種種支持，也就不足為奇了。黎吉生之所以在英國撤離印度之后被新的印度政府留用，道理也在這里。

然而，并不以西藏人民的利益，也不以西藏農奴主的利益為出發點的美、英帝國主義，本來無心去保護什么西藏的文化或宗教，更沒有興趣出錢出槍去挽救那個行將就木的西藏封建農奴制，印度標榜奉行不結盟政策，也不愿在西藏問題上過深地卷入，因而上述任何一國的政府都不肯公開出面支持和承認西藏獨立。這倒反襯出黎吉生支持西藏獨立的“執著”。1950年離開拉薩之后，他始終關注西藏形勢的發展。1959年西藏反動上層的武裝叛亂發生，黎氏親往紐約旁聽第14屆聯合國大會關于西藏問題的辯論，對出于種種考慮不肯承認西藏獨立的英國和印度的代表團批評責備?；貒?，黎氏便寫了《西藏簡史》（A Short History of Tibet）一書，歪曲西藏歷史，向西方世界宣傳西藏自古以來就是一個獨立國。從那時開始，他還一直指責英國政府在西藏問題上的立場，找英國政府外交部的官員發泄不滿。直到1990年，黎氏還在撰文說，他對于英國政府不愿意承認西藏有“自決的權利”，以及英國政府對待達賴喇嘛所持的態度“曾經深感恥辱，并繼續感到恥辱”。

晚年的黎吉生在蘇格蘭寓所

作為上個世紀先后呆在西藏將近10年之久的一個英國人，黎吉生不僅是那個時期英國侵略西藏政策的執行者，也是當時西藏社會的見證人。他真的覺得西藏封建農奴制度那么美好，這樣一個舊西藏的統治者可能通過西藏獨立而避開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革命的大潮，在現代世界繼續存在下去嗎？并不盡然。如今保存在英國國家檔案館（the Public Record Office）的一份文件，記錄下了當時他對舊西藏前途的某些預測。今天看來，很可以發人深省。

1949年12月3日和4日兩天，一位名叫戴維斯（Davies）的人在印度采訪了剛剛從拉薩抵達加爾各答的黎吉生。此時，新中國已經成立，中央人民政府已經表示一定要解放西藏。他們交談的中心話題自然是西藏未來的命運。黎吉生坦率地說：當時西藏的政權掌握在一小撮富人手中，他們的日子已經屈指可數了。他預計中共遲早要“入侵”西藏，而西藏的封建制度將會垮臺。黎吉生還提到，生活在封建條件之下的西藏人民，可以被視為共產主義宣傳的肥沃土壤，而唯一阻礙他們接受共產主義的是他們的佛教信仰。這就是說，黎氏自己也認為，舊西藏的封建農奴制已是行將就木了，而飽受封建農奴制度剝削和壓迫的西藏人民，將會歡迎一個廢除了這種落后制度的新社會。至于西藏獨立能否實現，黎氏的回答是：“假如中國出現了軍閥，在若干年共產主義的統治之后，西藏將會有獨立的機會?！?/p>

我們不知道這件檔案編號為“FO 371/76314/18828”的訪談錄，后來是否刊載在哪家英國的報紙上。至于黎吉生何以要對這樣一個他也認為無疑即將垮臺的政權表示同情，希望由這個政權來實現西藏的獨立，斯人已去，我們就更加無從探詢了。但是顯然，黎吉生當時并不認為那個封建農奴制的舊西藏值得并且能夠繼續存在下去，他并沒有像今天某些從未到過西藏的西方人那樣，把他生活其間多年的舊西藏描述為人間天堂，可是，他的這些認識，在其后來所著的《西藏簡史》中，都全然不見了。

黎吉生所說的“西藏獨立”的機會并沒有出現。不但如此，西藏還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遺憾的是，黎吉生在半個世紀前離開拉薩之后，再也無緣重返西藏，親身感受西藏所發生的這些巨大的變化。實際上，1950年黎吉生的離開西藏，與稍后不久另一位英國人福特（Robert Ford）在西藏的被俘，標志著一個時代，即帝國主義侵略中國西藏的時代的結束。作為帝國主義者的黎吉生，目睹舊中國長期遭受包括英國在內的列強的欺侮，并不覺得有何不妥；談論起當年榮赫鵬率領侵略軍在屠殺了成千上萬的西藏僧俗之后闖入拉薩、逼簽條約的往事，也不覺得有什么可恥；在英印士兵的武裝扈從下，在拉薩觀看藏軍用英語口令操練、演奏英國國歌，他也并不擔心是不是會影響了西藏的“自治”；但是在中國人民翻身解放做了自己國家的主人，把帝國主義勢力從西藏，從中國大陸驅逐出去之后，他“良心”發現了，要出來伸張正義了?？上У氖?，他所主張的西藏獨立，既沒有歷史的根據，也違背包括藏族人民在內的中國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得不到任何國家政府的承認。這樣的“西藏獨立”，在中國積貧積弱、帝國主義列強橫行世界的20世紀一直沒能實現，在中國日益強大、和平和發展已經成為世界潮流的21世紀更不會有實現的可能。作為帝國主義者的黎吉生，對此只好抱憾終生了。

應當指出的是，除了作為帝國主義者的黎吉生之外，還有一個作為學者的黎吉生。黎氏在藏多年，受藏族文化影響頗深，一生著述不輟，直到1998年仍然在發表有關西藏的文章。他對于藏文古碑刻的研究，在西方藏學界具有較高的水平，其學術地位受到公認?？陀^上，他也為讓更多的西方人了解西藏和藏族做了不少事。但是，由于頑固的帝國主義立場，他在對西藏歷史進行研究時，對史料隨意取舍、歪曲史實，立論偏頗，刻意否認藏族與漢族、西藏地方與中國中央政府歷史上長期存在的密切聯系，否認自己在藏期間挑撥西藏與中央政府的關系，干涉中國內政的種種不法行為，為其西藏獨立論服務。對于這些，就是當今西方的藏學家也不乏譏評。我們為失去了作為藏學家的黎吉生先生而感到惋惜，但是對于他在西藏歷史研究中的那些錯誤觀點，特別是鼓吹“西藏獨立”的觀點，則是無論如何不能同意的。不僅不能同意，我們還要對其進行批判，并且在批判的同時，讓更多的人認識西藏歷史的本來面目。

2001年是西藏和平解放50周年，圍繞黎吉生的話題，把柳升祺先生帶回到對當年的回憶中。撫今追昔，柳先生告訴我們，50年前，他做夢也沒有想到，共產黨和新中國的中央人民政府能夠在掌握全國政權不到兩年的時間里，就用和平解放的辦法妥善地解決了南京政府在統治中國的22年中無法解決的西藏問題。不久后，中國人民又在抗美援朝戰爭中與當時最強大的美帝國主義打了個“平手”。這兩件事，令他從心底佩服中國共產黨，也是促使他下決心從印度返回祖國的根本原因。

黎吉生先生去世了，但是“西藏獨立”卻并未壽終正寢。失卻了昔日“天堂”的西藏農奴主和他們的代表，西方堅持冷戰思維、圖謀分化、西化中國的反華反共勢力，總之，一切不愿看到中國強大、發展，民族團結、社會進步的人，都在利用所謂的“西藏問題”做文章。維護祖國統一，反對民族分裂，仍然是中國各族人民的長期任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