擴大中等收入群體，是我國形成合理的利益結構、構筑可持續發展的“橄欖型”社會結構的基礎，關系到全面建成小康社會與建設現代化強國目標的實現。黨的十九大報告將“中等收入群體比例明顯提高”納入兩步走戰略，2018年政府工作報告宣布中國已經“形成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中等收入群體”。2020年到2035年是我國由中高收入階段邁進高收入階段的關鍵時期，中等收入群體比例需要從現在的30%左右提高到50%以上。

　　如果僅從收入的角度來測量中產階層，得到的就是“中等收入群體”

　　中等收入群體是清華大學李強教授新著《當代中國社會分層》一書的重要研究對象。中等收入群體在社會學里屬于“中產階層”研究的范疇，李強教授從事中產階層的研究已40余年，為這一領域貢獻了許多影響深遠的學術作品，這本著作是李強教授在社會分層和中等收入群體研究領域的集大成之作。該書于2019年底由三聯書店出版，一經問世就引起了學術圈及社會各界的巨大反響。

　　中等收入群體與傳統的中產階層概念既有聯系，又有區別。該書指出，中產階層的劃分標準包括了經濟、職業和知識的維度，這一階層在收入、財產、消費和生活狀況方面達到小康水平，在職業上屬于白領階層，教育上擁有大專以上文化程度。如果僅從收入的角度來測量中產階層，得到的就是“中等收入群體”。

　　對中等收入群體的定義目前還沒有統一標準，經濟合作發展組織一般把收入位于中位數50%到150%之間的群體作為中等收入階層。國家發改委在2005年提出的一個標準——以城鎮居民人均收入為下限，其3倍為上限來框定中等收入群體。李強教授則提出了以人均年收入、家庭年收入和人均可支配收入來劃分中等收入群體的方法。不管用上述哪種標準，我國中等收入群體的占比大約都在20%~30%之間，與“橄欖型”的分配格局仍有較大距離。我國GDP總量已居世界第二，但人均GDP的絕對值僅達到美、英、德、法等發達國家上個世紀70年代末的水平，按照1975年美國勞工統計局計算中等收入群體的測量標準，當時美國中等收入群體比例已占到70%以上，這也是我國希望在本世紀中葉達到的目標。

　　龐大的中等收入群體是一個社會保持穩定和走向繁榮的重要基礎

　　我們黨之所以把擴大中等收入群體作為重要發展目標，是因為中等收入群體是最重要的社會階層和社會力量，發揮著重要的社會功能。李強教授指出，中等收入群體首先是介于社會上層和下層之間的緩沖層，起到了緩和社會矛盾，降低社會沖突的作用；其次，中等收入群體是社會主流價值觀的代表，趨向于保守溫和；再次，這個群體具有龐大的消費需求，為經濟穩定和發展提供了動力。因此，龐大的中等收入群體是一個社會保持穩定和走向繁榮的重要基礎。

　　新冠疫情對我國經濟造成嚴重的負面影響，對中低收入群體產生了較大沖擊。李強教授強調了關注“中等邊緣層”和“中等過渡層”這兩個群體的重要性。中等邊緣層剛剛邁進中等收入群體，經濟地位較為脆弱，抗沖擊能力較低，在疫情中面臨著巨大挑戰。許多重大社會沖突和社會動蕩，往往是在危機中地位下降的中等收入群體導致和參與的，一旦他們的社會經濟地位出現下滑，生活不穩定，不滿情緒高漲，將有可能成為社會不穩定因素。因此，從近期來看，迫切需要政府對中等邊緣層提供政策性輔助和保護，防止中等邊緣層落入底層，成為社會不穩定因素。

　　培育中等收入群體新的增長點

　　從長期來看，為了讓我國社會具有橄欖型結構，則需要在“中等過渡層”上發力。這一群體是低收入群體與中等收入群體最接近的部分，是中等收入群體的預備軍。在我國，中等過渡層的主要構成部分是具有一定技能或從事經營活動的外來務工人員，他們雖然是大城市的常住人口，但仍或多或少受到各方面的排斥和擠壓，阻礙了他們加入中等收入群體。李強教授指出，我們應該進一步推進和落實“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通過提升城市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把對外來務工人員的排斥變為幫助和改善，使他們成為中等收入群體的新的增長點。

　　在今年“兩會”上，李強教授的同事李稻葵教授提出了“制定中等收入群體倍增計劃”的建議，期望在未來15年之內，實現中等收入群體數量從目前的4億左右增加到8億。如果該計劃成為現實，屆時我國中等收入群體的規模將是“歐盟+美國+日本”的兩倍，這將最大程度地釋放我國作為全球最大消費市場的潛力，不僅有助于解決經濟增長所需的內生動力問題，而且為社會的和諧穩定提供結構性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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