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正進入“城市化”發展階段，受此影響，中國人的生活方式、城市選擇、居住遷徙方式都將發生重大變革，這首先就要“城市商業化”要有大發展，而商業模式、商業格局、商業個性化等都要仔細考量。

　　在浙商分布的區域，都是城鎮星羅棋布，商業高度發達的地區。商業，推動城鎮化，城鎮化又立體地、多角度地帶動商業，這是浙商成功且持續不衰的秘訣。社會學家費孝通先生在其《小城鎮 大問題》的論述中，就重申了他一貫的觀點：商業化——城鎮化——再商業化。

　　浙商起源于公元六世紀，先是在杭（州）嘉（興）湖（州）地區發育發展起來的，要知道杭嘉湖的市鎮不論是歷史，還是人口規模，尤其是商業的繁盛程度、手工業的專業化水平都是國內其他地區所不能比擬的。烏青鎮在乾隆時期就相當有名，其所轄鄉村有數百個，但實際上它們都是烏青鎮的“鄉腳地區”。它們中的大部分都以烏青鎮為商品交易的中心，不僅周邊鄉村出產的農產品或絲最終匯集到這里，周邊農民的日常生產和生活資料也從這里批發或零售。直至到了民國時期，烏青鎮都是全國有名的農村地區的商品集散地；魏塘鎮，在明清時期就以“買不盡的松江布，受不盡的魏塘紗”聞名天下；而赫赫有名的南潯鎮，則以蠶絲貿易聞名，其蠶絲“日出萬綢，蓋不止也”。

　　與晉商、徽商不同的是，浙商的市鎮都是從自己的“鄉腳”收購產品，這些“鄉腳”不僅依靠市鎮的市場交換生活用品，同樣也源源不斷地向市鎮供應家庭農產品、手工業產品，而這些產品交換正是市鎮商業得以發展的基礎。

　　市鎮化后面，自然就是城市化，在太湖周邊地區，明清兩代千戶規模以上的市鎮，就有五十多個。湖州府鄰界的嘉興府桐鄉縣烏青鎮，是江南第一大鎮。其疆域范圍已超過了湖州、嘉興二府的府城，而且市鎮之間早已形成了一個緊密的網絡。以南巡鎮為例，它的東面有震澤、盛澤、王江徑、平望、黎里、同里等鎮，南面有烏青、濮院、王店等鎮，西面有雙林、菱湖、新市等鎮。這些市鎮都盛產絲貨，但彼此之間又各有側重，互相服務。如烏青只為市鎮供應桑葉，濮院銷售的綢緞誰也不敢與之爭鋒。這些市鎮的銷售越來越紅火，就慢慢變成大城市，跨越市界、省界銷售，一個形成網絡的集團商業效應形成了，從而吸引了全國各地的商客前來采購。

　　一部浙商的發展史，就是一部城鎮化發展的歷史。早在唐702年，日本遣唐使橫渡東海至明州(現寧波)，東海航路開啟，此后浙江的貿易活動更加繁榮。浙江地區的絲織業進入快速發展時期，海外絲綢貿易亦不斷增加，民間貿易也十分活躍。五代十國的吳越國時期，浙江的絲織業超越北方，吳越國積極發展海外貿易，與日本進行友好往來。唐末，杭州與高句麗、新羅、日本開辟東海海上航線，從北宋到元朝，杭州一直是東南沿海最大的港口城市之一。都市集鎮商業的繁榮和商人群體的出現是千余年來浙商發展的基本軌跡。

　　兩宋時期，國都南遷至臨安(今杭州)，隨之而來有大量技藝高超的絲織工人，極大地促進了浙江絲織業的發展及浙江市鎮貿易的發展。為了擴大收入積極發展海外貿易，指定廣州、明州、杭州為對外貿易港，浙江絲綢開始大量外銷世界。與此同時，受到海外貿易的刺激，部分農村的機織戶開始分離出來，城市的絲織業開始興起。

　　城市化的發展，極大地推動了國際貿易。早在明清時期，浙商活躍的許多市鎮就卷入國際貿易中。清朝，指定廣州、明州、杭州為對外貿易港，浙江絲綢開始大量外銷世界。杭州有“絲綢之府”之稱，素來在中國傳統絲織業中占據重要地位。絲綢質地輕軟，色彩綺麗，品種繁多，有綢、緞、綾、絹等十幾類品種，被國際友人譽為“東方藝術之花”。

　　國際貿易，成就了許多大商人的崛起：以經營輯里絲起家的劉鏞、張頌賢、龐云鏳、顧福昌這些人都是從國際貿易中發了家、致了富的；浙商中的湖州商幫、龍游商幫、寧波商幫等著名浙商群體，無不在城鎮化的浪潮中創下基業，站穩腳跟。史料披露：1801年的時候，英國從我國購買862石蠶絲，到了1833年之后，就變成9920石，為清政府帶來了巨大的貿易順差。這其中，浙商功不可沒。

　　我國正進入“城市化”發展階段，受此影響，中國人的生活方式、城市選擇、居住遷徙方式都將發生重大變革，這首先就要“城市商業化”有大發展，而商業模式、商業格局、商業個性化等都要仔細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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