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階段，我國城市化呈現出典型的梯度特征，不僅一些城市自身在空間布局上存在梯度差異，具有“中心—邊緣”特征，不同地區城市化的速度也存在明顯差別。城市化的這種梯度差異，直接導致不同類型城市在人口城市化方面存在差別。

　　其中，一些城市化水平較高的地區，比如長三角和珠三角，由于形成較為完整的產業布局，能夠吸收大量人口，其城市化是典型的“產業牽引型”。產業發展需要大量土地資源，產業更新換代也較成功，長三角和珠三角地區的農民普遍實現在地城鎮化。另外一些區域性的中心城市，城鎮化水平一度較低，發展速度也較慢，但在過去一些年中，也基本獲得了產業發展機會，城市擴張速度比較快。過去服務于城市生產的城郊農民，也實現了質量較高的市民化。

　　但我們必須看到問題的另一面。在城市化過程中，就地城市化的農民始終是少數。過去一些年一些城市快速擴張，其實是建立在吸收更多農村大學畢業生和農民工的基礎之上。除了少數超大和特大城市對人口城市化還保留較為嚴格的限制，其他大、中、小城市已經放開戶籍限制。不少城市展開所謂的“搶人大戰”，已從最初意義上的“人才”轉變為“人口”。這些農村大學畢業生和農民工，在統計學意義上也被列為城市人口，但他們很多人還無法獲得和在地城市化的農民一樣的生活質量。這些年來，長三角和珠三角等地區出臺一系列服務新市民的政策措施。但外地農民工要融入務工的城市，成為真正意義上的新市民，仍需付出較大經濟成本和滿足不少條件。

　　因此，相當一部分農村人口轉而選擇縣城和中心城鎮作為落腳之地。中西部的縣城往往不具備產業聚集條件，務工機會不多，可以說當地人口城市化并不是產業牽引的，而是醫療、教育和養老等公共服務牽引的結果。而公共服務牽引的城市化，客觀上也是土地城市化和人口城市化的簡單疊加。由于產業基礎有限，公共服務的質量以及進城農民的生活質量，都不會太高。

　　現在，我們尤其需要關注縣域內人口城鎮化的政策后果。一個高質量的人口城鎮化，必定是建立在穩定的產業基礎之上。只有有了產業基礎，城市人口才有充足穩定的就業，才有旺盛的消費需求，地方政府才能提供高質量的公共服務。而如今的現實規律是，產業發展需要建立在較為完整的產業鏈基礎之上，中西部的廣大縣城，如果沒有獨特的資源和區位優勢，并不具備獨立建立一個完整產業鏈的條件。唯有融入到城市帶中，縣城的產業發展才有基礎，城市化才可持續。

　　如此，縣域內的城市化質量就需科學評估。從城鄉互動角度看，縣城通過公共服務資源的聚集，提高公共服務配置效率，進而實現城鄉公共服務均等化，這是有積極意義的。

　　但從城鄉融合的路徑看，立足于縣城的城市化，如果不進行科學把控，很可能陷入劣質城鎮化的陷阱。一方面，農村人口仍需在產業基礎較好的城市務工，收入并不高；另一方面，其家庭再生產又脫離村莊，已在縣城進行，消費水平并不低。如此，這部分人口的城市化就無法帶來生活質量的實質提高。

　　人口城市化已不可阻擋，但不同的路徑會塑造不同的結果。一個好的城市化梯度結構，是不同類型的城市形成相互補充、相互支持的格局。而一個壞的城市化梯度結構，就是不同類型的城市形成相互排斥、相互競爭的格局，人們很可能因此陷入城市化陷阱。為了避免后一種情況，政策上需要對一些不顧實際的土地城市化現象進行限制，避免農民被錯誤引導而盲目進城。尤其重要的是，要保留弱勢農民在村莊中的退路，避免“連根拔起”式的城市化局面。（作者是武漢大學中國鄉村治理研究中心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