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我國經濟恢復存在明顯的供需不對稱問題，其中最重要的一個問題是預防消費不足問題長期化。要注重需求側管理，努力挖掘我國消費增長的超大潛力，避免再次出現消費不足問題。加強需求側管理，并不是一味地注重刺激短期需求，而應重在建立起擴大內需的有效制度。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與需求側管理結合是新發展階段宏觀經濟治理最鮮明特點

　　一些觀點把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與需求側管理對立化，認為是二選一，強調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便意味著要放棄需求側管理。實際上，在新發展階段，兩者缺一不可，相輔相成。

　　一方面，僅注重需求側管理，而不注重結構性改革，會使我國的結構性矛盾越積越深，并破壞中長期經濟發展的平衡。需求側管理主要是通過財政貨幣政策逆周期調節，使經濟總量增長保持動態平衡。在市場經濟體制比較完善、經濟處于發達水平時，宏觀經濟治理方式主要是需求側管理，但在市場經濟體制還不完善的情況下，特別是市場經濟體制與經濟結構均處于向高級化發展的過程中，如果不深化結構性改革，僅注重需求側管理，就會出現持續化的總量平衡下結構性矛盾加劇問題。我國經濟發展實踐表明，結構性矛盾加劇的主要原因是存在體制機制性障礙，使國民經濟循環受阻，并累積形成各種結構性矛盾，如產業結構不合理、區域與城鄉差距過大、投資與消費失衡等。這些問題，單靠一般性的需求管理是無法解決的。只有在不斷提高需求管理能力的同時深化結構性改革，其中最主要是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因為結構性矛盾主要表現在供給端），來打通國民經濟循環，使經濟循環暢通無阻，經濟才能實現總量與結構的雙重平衡，也即提升國民經濟體系整體效能，實現需求牽引供給、供給創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動態平衡。

　　另一方面，僅注重結構性改革，而嚴重忽視需求側管理，會使短期的供需適配性降低，短期經濟循環不暢，引起經濟過度波動。特別是經濟面臨較大的外部沖擊時，加強需求側管理便顯得至關重要，因為這些沖擊影響最明顯的多是需求端。如1998年受亞洲金融危機沖擊，我國出口需求大幅下降，導致我國宏觀經濟失衡，第一次出現較明顯的有效需求不足問題，即出口需求下降導致國內投資與消費增長萎縮，供給過剩與物價下跌，形成長達兩年多的通貨緊縮問題。正是由于當時中央及時提出實施積極性的財政政策和寬松的貨幣政策，才使這種短期總量嚴重失衡問題得以扭轉，并開啟了高增長時期的最近一輪繁榮期。在應對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的沖擊時也一樣。

　　從功能上講，需求側管理與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各有側重，只有彼此有機結合，才能形成強大的宏觀經濟治理效能。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著力解決的是長期性的體制機制問題，而需求側管理則重點解決的是短期供需失衡及經濟循環不暢等問題。一個側重于中長期，另一個側重于短期，只有兩者相互配合，才能形成長期性高水平經濟動態平衡。過去的實踐也證明，在經濟困難時期，如果既能有效地加強需求管理，又能從長計議深化改革，經濟過渡期（周期性的或階段性）就會減少陣痛，較順利地走出困境，邁向新的增長期。如1998年，一方面加強需求管理，有效抵御亞洲金融危機的沖擊；另一方面，深化國有企業改革、住房改革等，為新一輪高增長培育內生動力，至2002年終于苦盡甘來，進入我國高增長時期最近一個也是持續時間最長的繁榮周期。

　　當前從高增長階段向高質量發展階段轉換過程中，供需雙方的高質量發展都面臨諸多體制機制性障礙，不清除這些內在障礙，國民經濟循環就會出現許多淤點堵點，經濟結構矛盾就會不斷累積、強化，成為制約需求增長與供給升級的“圍墻”，導致經濟增長動力不足、下行壓力進一步增大。同時，由之前的發展階段向新發展階段轉換時，將發生三大變革，即動力變革、質量變革、效率變革，但最根本的是動力變革。傳統動能開始明顯減弱，而新動能雖迅速成長但卻一時難以起主導作用。此時，要有一種內在的體制力量促進這一轉化過程，使新動能主導經濟發展。對此，必須既要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又要針對供需雙方變化特點、特別是需求增長的新趨勢、新問題，做好需求側管理，為“十四五”開好局、起好步，譜寫深化結構改革和強化需求管理結合的新篇章。

　　2021年我國經濟發展又到關鍵時，謹防有效需求不足問題重來

　　從前不久公布的2020年第四季度統計數據看，我國經濟恢復強勁，差不多已接近疫情暴發前的正常狀態，四季度工業、投資、出口、就業都保持較高的景氣狀態，同時經濟結構繼續優化。但值得注意的是這種恢復是不平衡的，在需求側存在一些值得警惕的問題。去年二季度以來，我國經濟快速從疫情強大沖擊后恢復，出現強勁的“V型”反彈，但與一般的經濟周期恢復或受外部危機沖擊后的恢復不同，此次經濟恢復具有明顯的“非對稱性”，即從供求雙方面看，存在“三長兩短”的不平衡問題，工業生產、投資、出口恢復快，而服務業、消費恢復慢。2020年我國工業增加值、固定資產投資和出口分別比上年增長2.8%、2.9%和1.9%，全年能實現2.3%遠好于預期的增長，主要是歸功于這三方面。而服務業和消費增長卻相對滯后。初步核算結果顯示，2020年第三產業增加值同比增長2.1%，比第二產業增加值增速低0.5個百分點。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全年則下降3.9%，比投資增幅低6.7個百分點。第四季度我國消費增長在加快恢復，但離常態化還有較大的距離，如10月至12月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同比分別增長4.3%、5.0%和4.6%，這與2019年全年8%的增長相比還有3~4個百分點的差距。

　　當前我國宏觀經濟最值得關注的是，消費恢復慢以及與前兩年消費增速明顯下滑相結合，會不會轉化為中長期消費不足。我們認為，這種可能性值得正視，這可能是“十四五”時期必須預防的最大經濟風險。

　　首先，當前我國消費增長偏慢，既有“疫情沖擊具有嚴重非對稱”的短期原因，也有消費增長面臨長期性體制機制性障礙的原因。不消除消費增長的體制機制性障礙，特別是不盡快扭轉居民邊際消費傾向下降的趨勢，我國在“十四五”時期甚至更長時間內都可能面臨消費不足問題的困擾。長期以來，我國全體居民的平均消費傾向和邊際消費傾向都呈現長期性下降趨勢，現在也沒有出現止降。其中最值得關注的是，越發達的地區邊際消費傾向下降越明顯?？傮w來看，我國城鎮居民的邊際消費傾向與發達國家類似階段的比較偏低10~15個百分點。當前一些發達地區居民邊際消費傾向逆規律下降（根據一般規律，當經濟達到中高收入水平以后總體居民消費傾向將趨于上升），主要原因是房價長期快速增長形成一種累積性沖擊效應，使一些群體購買力出現透支，消費預期不穩定，從而導致發達地區城鎮居民邊際消費傾向出現下降。另外，貧富收入差距，特別是財產收入差距，也是導致整個城鎮居民邊際消費傾向下降的重要原因。

　　其次，新冠肺炎疫情的沖擊及常態化發展可能對“十四五”時期消費增長造成長期性負面影響。疫情防控如果長期化，旅游、交通運輸及其他許多戶外戶內集聚性服務消費將長期受抑制。我國目前服務消費占總消費的比重剛剛超過40%，還有巨大的成長空間，同時，服務消費還是消費結構升級優化的重點，因此，疫情防控長期化可能會使消費不足問題更加突出。

　　其三，消費如果出現中長期不足，會產生一系列宏觀經濟失衡問題。消費不足意味著產能過剩。結果就會產生較大的物價下行壓力（目前CPI與PPI都在偏低區間運行），甚至存在通貨緊縮潛在風險，并對微觀企業的盈利產生負面作用。

　　總之，當前需求端存在的矛盾，須引起高度重視，要注重需求側管理，努力挖掘我國消費增長的超大潛力，避免在國際需求日益緊縮的情況下我國再次出現內需不足尤其是消費不足問題。

　　加強需求側管理須兩手抓

　　加強需求側管理，并不是一味地采取短期的辦法刺激需求，而是要著力解決需求側增長與高質量發展面臨的各種體制機制與環境上的障礙，重點是建立起擴大內需的有效制度，即一手抓增加居民收入，提高消費能力，另一手要完善相關制度、優化消費環境，增強居民消費信心和改善消費預期。尤其是要著力深化與擴大消費相關的重要領域改革，增加居民收入，特別是增加中低收入家庭的收入和提高中等收入群體比重，有效提升城鎮居民的消費傾向。

　　一是各級政府要像過去重視擴大投資一樣重視優化消費環境、增加消費動能。要充分認識到投資與消費在不同的發展階段對經濟增長和結構優化起著不同的作用。在新發展階段，投資對經濟增長的作用將會相對減小，這是一種內在趨勢，也符合發展的一般規律，但投資對優化結構的作用特別是提高創新能力的作用卻是越來越重要。消費對我國經濟由大變強將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也是我國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最關鍵方面，同時，它還是有效化解美國對我國的長期戰略遏制政策的重要對策。對此，我們認為，消費強國建設是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建設的應有之義。同時，要提高消費的戰略功能定位，將消費對經濟的作用由“基礎作用”提升為“主導作用”。

　　二是制定全面促進消費增長的中長期規劃。目標是努力爭取在2035年我國居民消費總規模超過美國，成為世界第一大消費市場，發揮超大規模的市場優勢，以使我國在應對國際各種風險挑戰中贏得主動權。并建議制定兩項專項規劃，分別是中低收入群體收入十年倍增計劃和中等收入群體比重倍升計劃。

　　三是深化收入分配與企業稅制改革，著力解決擴大消費的體制機制障礙。一方面，要堅決抑制房地產泡沫，加快房地產稅立法，制定合理征稅的原則和過渡期設計，引導房地產穩定健康發展的預期，最大化地減少房價過快增長對居民消費與實體經濟的“擠出效應”。另一方面，要加快稅制結構改革，研究和出臺財產稅、遺產稅方案，做好頂層設計和立法準備，較大幅度地提高直接稅的比重，同步降低企業稅負。

　　四是提高促進消費的時空便利化水平、優化消費理念。既要促進居民消費的空間便利化水平，如全面振興街道經濟，保護傳統商業系統，優化消費的空間環境，還要促進居民消費的時間便利化水平，如進一步改革假日制度，挖掘春節等傳統假日經濟的新潛能。同時，要加快改變社會上過度宣傳投機投資致富的觀念，改變重物質輕服務的消費傾向，促進消費結構的優化升級，全力拓展服務消費的空間。

　　【作者系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經濟學部副主任、教授、博士生導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