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人踏上青藏高原的歷史，可以追溯到很久以前；以科學名義的進入，約略可從19世紀下半葉起算。從那時起往后百年里，可謂道阻且長，因為其中真正得到當時中國政府準許的，僅有屈指可數的幾位，其余的大都為不請自來，一向被國人稱為“潛入”“擅入”或“闖入”者。這些不速之客形形色色，即使專職或兼職從事地理發現和動植物標本采集者身份也很復雜，有科學家有探險家有傳教士，還有特定歷史背景下，為殖民利益服務的間諜，裝扮成朝圣香客什么的，總之魚龍混雜。作者為此做了多年功課，將多方搜集來的素材線索整理過后，雖然仍嫌零散不全面，好在與本書相關的人物事件都在其中了。 

　　早期進入青藏高原的科學家中，名氣最大、廣為國人所知的首推瑞典探險家斯文·赫定。廣為人知的主要原因之一，是他的中國之行系列作品中的游記部分早已譯成中文，字形從繁到簡，版式從豎到橫，如此一版再版，影響好幾代人。此君歷時半個世紀的探險生涯中，大部時間在中亞、在中國，經常是獨行俠式一個人，帶上一群雇工和馱畜，每一出動，往往歷時幾個月、一兩年。組團帶隊的時候也有，1927年中國科學界組建西北考查團，首開中外合作先河，中方團長由地質學家徐炳昶、袁復禮相繼擔任，這位赫氏就任外方團長；成員中17人來自歐洲，考察活動持續8年之久。論規模，論成果，論意義，這次行動是彪炳了中國科學史冊的。 

斯文·赫定

博格·步林（右側站立者）在1929年冬季的考察途中

　　在此之前，斯文·赫定于1899年到1908年間，三次深入青藏腹地，尤其穿越藏北高原的路途艱苦卓絕，連這個一向英勇無畏的人也似苦不堪言，自稱“以死為侶”。巨著《亞洲腹地旅行記》《南藏》8冊及多本地圖冊等等，記錄了考察經歷和系列成果，在中國科學界尤其青藏研究領域影響之巨之久，不是哪一專業，而是眾多學科都會拿他說事兒；不是一時之說，而是百年之后仍在提及：地質地理，河源水文，動物植物古生物，莫不如是。以湖泊測深為例，20世紀初，斯文·赫定測量過的瑪旁雍錯湖深數據，過了70年，我們的青藏科考隊出書時仍在沿用；又過了30年，正好湊足百年，直到21世紀初，方由青藏隊的后續研究團隊拿出新數據。即便如此，當年的湖深作為參照比較，也豈止不過時。所以說這是一個好生了得的人物，不僅在他生活的時代首屈一指，堪稱最后的博物學大家，即便今天，科學技術空前昌明然而專業劃分甚細的今天，像他這樣文理兼備——學問做得好、游記寫得好，且擅長作畫，連自配插圖也將樸拙、靈動集于筆端的通才，反屬稀缺。正因赫氏貢獻巨大，多年前有人發起題為“斯文·赫定的遺產”的國際計劃，研究此君生平和業績，中國科學家亦有參與其中者。 

　　同為瑞典籍的古脊椎動物學家博格·步林，1927年來中國，原本是被周口店考古發掘吸引而來，并因發現“北京人”一枚人類下臼齒而揚名，兩年后應斯文·赫定之請，加盟西北考查團，就此別有天地、別開生面——1929年11月他率隊從內蒙古踏上征程，于次年盛夏到達甘肅地界，旗開得勝，從北山的南坡首次發掘出恐龍和哺乳動物化石。這之后發生了一事件：秀才遇到兵，考察隊遭遇馬仲英軍隊搶劫！按說本是壞事一樁，步林先生一度沮喪，卻不料因禍得福，柳暗花明，成就了此行最大收獲：被迫取消西進新疆計劃，就近南行，從而接觸青藏高原，就在祁連山北麓和柴達木盆地，相繼發現了距今3390萬年到2303萬年前的以小哺乳動物群為主的塔奔布魯克動物群，距今2303萬年到533萬年前的以大型哺乳動物為主的柴達木動物群。論文發表，所贏得的國際聲譽之隆，意義之大，豈止是發現者所始料未及，這一開拓性工作，同時為青藏高原及周邊地區新生代哺乳動物進化研究奠定了最初的基礎。后人為之扼腕的也有一點：考察途經蘭州，卻不知僅僅南行100公里，即可見臨夏盆地好大一座古動物化石群富礦，儲量之豐，歷時之長，如果算不上世界之最，至少在亞洲首屈一指，可惜了失之交臂。不過，后人出于感念，替他略作彌補：半個世紀后，古生物學家邱占祥院士特意命名了一種“步氏和政羊”，以紀念這位先驅者開拓之功——漂亮的和政羊化石，唯臨夏盆地獨有，且是同期動物群體中的標志種。 

　　英國植物學和園藝學家金敦·沃德（中文名字華金棟）考察活動范圍，主要集中于東喜馬拉雅，持續時間足夠久：1909年至1958年，半個世紀里倒有14次深入這一地區，據稱總計出版專著25部、文章數百篇。有意思的是，他在后人那里被提及，頻率較高的往往并非本專業成就，而是某些地理發現。試舉一例：他最早實地觀察并描述了“三江并流”奇觀，這在并無航拍條件的年代，能夠“看”到金沙江、瀾滄江、怒江于不足百公里狹隘之地并排南流，實在了不起。再舉一例：他曾描述過雅魯藏布大峽谷中的“虹霞瀑布”，后來青藏隊遍尋不見，確認它已消失于1950年特大地震中的地貌再造。而地震發生時，金敦·沃德恰好就在大峽谷以東、現在的西藏自治區察隅縣境。在地震監測臺站稀少的舊時代，國際上正好憑借這位親歷者的現場報道確定了震級烈度，并把震中位置確認在察隅或以南的印度阿薩姆，直到1973年青藏隊親臨墨脫實地探訪，對于震中和震級，方才做了相應更正。 

　　除了地震史，金敦·沃德還在地緣政治史上留下濃重一筆。1935年他輾轉于藏南一帶，在六世達賴喇嘛故鄉門達旺地區考察時，西藏地方政府視其為非法進入，予以扣押。英印政府為交涉此事，查閱資料時不經意間發現了一圖，正是距此二十多年前由麥克馬洪用紅筆畫過的那幅地圖，即國人所稱非法“麥克馬洪線”。這一“發現”令英印當局喜出望外，從此千方百計將藏南大片領土攫為己有——一個偶然小事件，引發了另一個更大的且持續至今的領土爭端。 

　　金敦·沃德歷次西藏之行所拍攝的大量照片，為后來的青藏科考提供了難得的參照。例如他當年為察隅阿扎冰川“立此存照”，幾十年后乃至從今往后，都是冰川前進后退之類動態變化的參考坐標。須知在航測及衛星圖片尚未問世之前，不僅實地考察者的攝影圖片難得，即便文字描述也很寶貴。例如，最早描述喀喇昆侖山口克亞吉爾冰川的是K.馬森和A.德西奧，他倆先后于1926年和1929年來過，所見略同：巨大冰舌橫臥克勒青河谷，阻塞主谷形成克亞吉爾特索湖。幾年后有荷蘭韋塞夫婦前來考察，冰湖依舊。然而40 年過去，1976 年我們的航空像片顯示的，卻已面目全非：冰舌退出主谷，湖相變而為河流相。過了兩年再從衛星圖片上看去，冰舌又伸向對岸啦！封鎖了河谷以至于6 公里長度的湖泊再次現身。然而這一景象為時不久，該冰湖于1986年再度潰決……克亞吉爾冰川進退并非孤立現象，結合其他冰川觀測資料和歷史文獻，我們的冰川學家得出20 世紀青藏高原冰川曾有過兩次相對穩定或小幅前進的結論。當然，氣候變暖以來的總趨勢，依然是波動退縮，相對穩定甚至小幅前進的冰川，不是沒有，是鮮見。 

　　與金敦·沃德能有一比的是，美籍奧地利人約瑟夫·洛克在當代中國聲名鵲起，重要原因之一，也是憑借了他留下的成千上萬張珍貴老照片。其中一幅是1923年的白馬雪山埡口，雪山、森林、草甸同框，為當代中外植物學家所珍視。2003年，有西方學者站在當年位置再拍一張，實地測量計算，得出一數據：80年間樹線位置垂直上移了67米；算上坡度，實際距離270米！ 

　　洛克沿著茶馬古道走了多年，所拍多民族風情、騾幫背夫，成為今天茶馬古道研究熱和沿途旅游熱的形象裝幀；后來醉心于納西文化，成為人類學家是其最終完成。就洛克一生軌跡來看，足證一個人可能的選擇有多少，可做的事情有多少：最初接受美國某科研機構派遣，主業是采集動植物標本。1922年至1959年，主要活動在橫斷山區，工作效率之高，體現在采集并托運回國的標本不計其數，其中許多耐寒的花種和插條，經哈佛大學阿諾德植物園培植成功，陸續引種到北美和歐洲許多國家。橫斷山區的自然美景令他驚嘆，早年在美國發表的報道圖文，被視為傳奇“香格里拉”緣起，據信為《消失的地平線》小說及電影提供了靈感，香格里拉遂成理想國代名詞；持續發酵至今，云南搶占先機，將中甸縣更名為“香格里拉”，繼之為滇川藏相鄰旅游圈共享，“大香格里拉”招牌由此而來。剛好被劃在圈外的甘南地區頗有些不服氣，說洛克對甘南的贊美有過之而無不及，于是在旅游宣傳中也打起“洛克牌”，并非虛構而是確有所本——1925年至1927年，洛克的確把甘南寫進書中：“我平生從未見過如此綺麗的景色，如果《創世記》的作者看見迭部的美景，就會把亞當和夏娃的誕生地放在這里……”迭部是甘南高原一縣名，緊鄰川北若爾蓋，同屬橫斷山區大地貌。繼續北行，洛克在卓尼大寺發現了一種稀罕的花，紫斑牡丹，是僧人從深山采來種子，養在花盆里的。洛克討得花種，寄回美國。數年后，當他聽說卓尼大寺被亂兵所毀，又從美國寄回了種子。移居國外的名花有了新名字——“紫斑牡丹洛克類型”。這段“歸去來”的佳話由藏族學者考證出來，為甘南人津津樂道。 

　　青藏高原東部，橫斷山脈的高山峽谷中，以動植物考察為主，是西方園藝家的最愛。將高原名花之一全緣葉綠絨蒿引種到西方庭院的，是英國園藝家愛爾勒斯特·亨利·威爾遜。由于移植栽培的品種足夠多，以至于他把中國稱譽為“世界園林之母”，他自己呢，也被西方稱為“打開中國西部花園的人”。另有一位身兼傳教士和巴黎自然歷史博物館標本采集員雙重身份的法國人阿爾芒·戴維，于19世紀70年代前后6年間，就近在夾金山下的四川寶興縣境內，發現動植物新種數以百計，采集標本6萬多份。正是他把大熊貓的存在告知西方，并寄回了這種“黑白熊”的皮張標本，時人不信，還以為他造假呢！現在，當年采集的眾多標本就存放在法國國家自然歷史博物館中，供后來者參觀和研究；以他為榮的家鄉，則建起“中國植物園”，以鮮活的實物樣本，生動展示了他當年從中國帶回的植物種子如何開花結果。一個宗教傳播者就這樣最終被定位為物種傳播者和中法文化交流使者，開花結果的不僅僅是花草樹木。 

　　像戴維這樣的兼職牧師神父還有一些，從17世紀初到19世紀末，西方傳教士頻頻進入高原，艱辛備至，堅定執著，結果最終也沒能戰勝不那么提倡“執著”的佛教，以至于時至今日，僅在橫斷山區滇、藏接合部，尚存有限的幾處天主堂，反倒是在物種發現史上業績斐然，在西方庭院的枝葉花朵中，留下了實實在在的印跡。 

　　涉及地質地理，1807年至1860年間，以英國人為主，多在西藏南部和西部的喜馬拉雅、喀喇昆侖等西藏邊地活動。步其后塵，19世紀下半葉起，更多西方國家學者頻涉喜馬拉雅及喀喇昆侖山區，并且逐步擴展接觸西藏中部和北部，以及藏東金沙江和瀾滄江之間，從事地質、地層、古生物學調研…… 

　　截至新中國成立前，曾經沿青藏高原周緣地區考察者多乎其多，有人統計過，名見經傳的50人以上，來自英、俄、法、德、美、印、奧地利、比利時、瑞典等國；不為后人所知者更多，僅就西部西藏的岡仁波齊神山一帶，自1808年至二戰結束百余年間，就曾有數以百計的外國人來過，除了經商的登山的狩獵的，就是為繪制地圖的、為探測河源的、為采集標本的。這些舊聞來自一本英文版圖書《神山》，早年我在阿里見到，未見中文譯本。神山岡仁波齊在阿里地區普蘭縣境內，岡底斯山脈西部高峰，國際上舊稱凱拉斯。 

　　然而擅入者能夠進入腹地西藏的卻少之又少。地質學家曾鼎乾整理出《西藏地質調查簡史》一文，發表于1944年的《地質論評》，附有路線圖示（見本書第6頁），列舉1880年以來，共有十數位西方地質學家抵達西藏地區，而腹地的腹心拉薩，則無一人抵達。這其中的原因，主要是清朝中晚期的閉關鎖國政策雖已被列強打破，然而連遭1888和1904兩次抗英斗爭失敗的西藏地方，愈發恪守將西人堅拒門外的做法，即使像斯文·赫定這樣手持清政府官方準入文書的人，對于拉薩也同樣望塵莫及——當他“以死為侶”穿越藏北荒原，正待舉步拉薩時，即遭阻止，只剩下在當惹雍錯之濱的達爾果神山向拉薩方向張望的份兒，然后西行出境。出于同樣的原因，當法國女子大衛·妮爾得以化裝潛入拉薩，居然會在西方世界引發轟動，并為她在布達拉宮前的照片真偽問題長時間爭論不休。 

　　另有一批批英印派出的間諜密探，喬裝成游方僧、朝圣者，進藏獲取情報，在世界間諜史上很有名氣，屢被提及；借科學考察之名行竊取情報之實的，也不乏其人。當年英帝為侵占藏東南領土，炮制“麥克馬洪線”，就曾密遣貝利上尉，以科學調查為掩護，實地測繪藏東南一帶地形圖，作為后來強加給西藏地方政府的《西姆拉條約》的依據；就連以武力入侵西藏、雙手沾滿西藏人民鮮血的英國軍官榮赫鵬，也公然將他的侵略軍名之為“考察團”，江孜之戰的烽煙尚未散盡，居然就開始發表所謂“科學調查報告”。不限于英印方面，明火執仗的武裝“考察”團隊首領還有沙俄軍官普爾熱瓦爾斯基，曾多次經新疆青海進入藏北，因為沙俄直到20世紀初還在試圖與英人爭奪西藏，那都是另外的話題了。所以地理學家徐爾灝曾在1945年出版的《青康藏新西人考察史略》書中，一語中的評判道：“各國探險家來我國考察者，初意或出于學術動機，而負特殊使命者居于少數。但其結果，因我國對于邊地之忽視，任聽外人進入我境竊繪山川險要，私記邊備寶藏，結果遂啟野心之覬覦。探險家之足跡，常成侵略勢力之向導……” 

　　俱往矣！這一令國人憂心的局面就將告終，即便是在民不聊生的民國年間，中國科學家也是挺身而出，奮筆主寫現代科學史的嶄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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