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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9月15日，中國科學院學部與地理資源所共同主辦的“紀念中國科學院學部成立60周年暨孫鴻烈院士學術思想研討會”在京舉行，包括16位院士在內的160多位專家出席，其中，多半為青藏研究參與者。孫先生科學生涯60余載，無論是在青藏高原野外一線，還是身居科學院領導崗位，從學術思想到奉獻精神，都得到與會者高度評價，其中特別肯定了他作為科學戰略家的業績建樹：參與領導科學院科技體制改革、領導中科院在資源環境領域形成綜合優勢，不僅為中科院發揮國家科學思想庫作用做出了重要貢獻，同時深刻影響了科學界數十年！由他推動的地球科學、生命科學、資源科學與環境科學的交叉研究，終使中國團隊在全球變化研究中走在前沿，體現了大國擔當。

　　而這一重要的學術思想，來自長期的科學實踐——多學科，大綜合，本就是綜考會、青藏隊一以貫之的工作范式：萬物互聯互通、學科互作互動，早已融會于思想方法中，一旦邁進頂層設計之列，自然而然地將其“代入”，普適于更廣范圍。上世紀80年代開始，十年里三大步，步步皆創新，孫先生以本專業的土壤圈，聯結起大氣圈、巖石圈、冰凍圈、生物圈和水圈，成就偉業的同時，他自己也從土壤地理學出發，成為資源環境學家，成為科學戰略家。

　　第一步，學科重組，開拓資源科學綜合研究新領地。

　　1983年，孫先生履新中國科學院副院長，并繼續兼任綜考會主任的時候，科學院的業務管理還是按照既有秩序的數、理、化、天、地、生，六大領域各設局級機構分而轄之。時值國內改革開放大潮澎湃，院長周光召同志主持科學院科技體制改革工作，志在除舊布新。作為副手，孫先生主管地學局。地學是“地球科學”簡稱，包括地球物理、地質、地理、海洋和氣象，以及與之有關的學科，當時不含生態。生態在哪里？生物學名下一分支。然而就其所在領域而言，生物學屬于實驗性科學，專注于動物、植物、微生物各物種“生命形態”研究，發生發展演化規律研究，主攻方向為細胞學、分子生物學和遺傳學之類微觀世界；其中或有生物地理學及生物與環境之間的關系研究較為宏觀，畢竟有限。長期的野外實踐使得孫先生看重生態學，認為它與自然地理環境和人類生活環境密切相關，應當是一門系統科學，如果不與天、地、人結合起來，就談不上學科發展；而缺失了這一環節，地球科學內涵也算不得豐富完整。畢竟，生態系統是地球系統中唯一有生命的自然資產，所形成的陸地生態圈是地球系統各圈層的重要組成部分，是人類社會賴以生存與發展的第一生產力基礎。

　　將生態學納入地球科學的提議，得到周光召院長支持，隨即對專業管理做出相應調整。由于生態學的加入，稱呼了30余年的“地學部”“地學局”，自此改名“資源環境與科學技術發展局”，簡稱“資環局”。

　　業務重組，名稱改變，看似機構改革一舉措，實則意義非凡、影響深遠。生態學從先前的邊緣地位解放出來，不僅利于自身的學科建設，由此自成學科體系，而且從生態系統，生態環境，到生態保護、生態文明建設、生態安全屏障建設，從自然科學延伸到社會科學，一系列現代理念在今天如此深入人心，作為社會共識的此“生態”，較之當年廁身于生物學一隅的彼“生態”，內涵與張力之大，已不可同日而語。即使在生物科學內部，研究生物之間和生物與環境之間相互關系的學問等宏觀研究也與微觀生物學齊頭并進，意味著在面向基礎研究的同時，加大了應用研究成分，面向的是國家和地區重大需求，助益當代建設事業。

　　以資環局名義相繼申報和籌建國際地圈—生物圈計劃中國全國委員會（CNC-IGBP）、創設中國生態系統研究網絡（CERN），可謂名正言順，水到渠成。

　　第二步，資源整合，創建生態系統網絡研究新平臺。

　　同樣來自多年野外考察經驗，孫先生深知長期持續觀測的重要性——面上考察限于一時一地，某條線路和某個瞬間，而典型地區的定點觀測，則可記錄每一年度的季節轉換，甚至每一天的動態變化。上世紀80年代初，地學領域各研究所自建的野外觀測及實驗站點總計四五十家，分布于全國各地，但是設施簡陋，設備落后，資金投入太少，工作和生活條件差到難以為繼。其中最為關鍵的問題，是各自為戰，即便同一類型的觀測實驗，比如植被，比如土壤，從內容到手段都還缺乏標準規范，即使提供來數據信息，也難以共享。對此，沈陽林業土壤所（后更名為應用生態研究所）的專家們首先提議，可否將各站點統合起來？

　　1986年，“中國科學院第一次野外臺站工作會議”在京召開，孫先生主持會議，引導了資源整合、站點聯合，發揮科學院綜合優勢，共建生態網絡的議題。眾望所歸，響應熱烈，沈陽所的沈善敏和趙士洞兩位研究員接受委托，負責組織一個調研團隊，下設4個專業小組，就構成生態系統的四大類型農田、草地、森林（含人工林）、水體（湖泊海洋），各自制定統一的規范要求和指標體系，同時設定準入“門檻”。整整忙過一年，到1988年，中國生態系統研究網絡（CERN）正式建立，經遴選，首批29家入網。

　　萬事俱備，最大困難接踵而來：資金短缺，哪里去找？孫先生想好了：從世界銀行借貸！有人擔心說非營利單位，如何歸還？得到的回答是，先做起來再說。

　　因遠見而超前，有魄力有擔當，是戰略家本質特色。世界銀行看好這項目，反復論證評估后，決定給予公益事業性質的優惠，減免利率、分期歸還，貸款2000萬美元?？茖W院將其中一部分投入生物學，大部分用于生態臺站網，清一色一流進口設備。這筆貸款后由國家來還，不僅還貸，還另外撥付了配套資金，花在了各野外臺站的基礎設施方面，包括辦公和生活條件的改善——借此機會全方位整體提升，面貌煥然一新，對于院屬各所的野外臺站的激勵鼓舞可想而知，創造業績入網遂成努力方向。其后

　　不久，當生態環境保護被強調，納入基本國策的時候，當中國以1994年加入國際互聯網為標志，全面邁入信息化時代的時候，先行一步的院級生態網絡CERN已經有聲有色，提供全球共享，在國際學界聲名鵲起，世界銀行多番考察評價，都是“滿意”“非常滿意”“環境項目中最成功的一個”之類表述。

　　國家高度重視這類網絡平臺建設，參照生態網模式，幾年試點之后，科技部于2005年正式建立中國國家野外臺站研究網絡（CNERN），從全國包括農業部、林業部等部委和各高?？蒲袡C構野外觀測研究臺站擇優錄選，特請富有經驗的孫先生擔任該網絡專家委員會主任，主持規劃和評審。如此一來，形成更高一級階梯：進入國家級網絡又成為院級生態網各臺站的努力方向。到2015年，野外臺站進入院級網和國家網的各有40多家，而生態網首批29家臺站幾乎被悉數納入——說“幾乎”，是因僅有一家評審中未過關，落選了。

　　孫鴻烈“科學戰略家”稱號就是媒體在報道生態網CERN建設過程中率先“冠名”的。歷時20余年運行，成效卓著：這一涵蓋中國主要區域和生態系統類型，集生態監測、科學研究與科技示范為一體的標準化、規范化和制度化的研究網絡，已成為世界上體量最大、功能最強、運行效率最高的國家尺度生態系統觀測研究的綜合網絡，已成為我國及世界長期生態網絡建設、觀測、研究和示范的引領者?！爸袊鷳B系統研究網絡創建及其觀測研究和試驗示范”榮獲2012年國家最高獎：科技進步一等獎。

　　了解這一背景，可知孫鴻烈先生何以在攀登計劃青藏項目的課題設計之初，就將野外定位站建設列入日程：加強已有的海北站（高寒草甸生態）、貢嘎山站（森林生態），新建拉薩站（農業生態）。

　　第三步，因勢利導，推動青藏高原研究新進展。

　　與籌建生態網絡平臺差不多同步進行的另一大建樹，是由孫鴻烈指導資環局一力促成組建了國際地圈—生物圈計劃中國全國委員會（CNC-IGBP，1987年成立，葉篤正院士擔任首屆主席），使之成為中國科協領導下的常設學術機構，運行至今，做出了具有中國特色的國際性貢獻。同時，該項計劃在國內的實施越來越側重于為現實、為區域發展服務的特征。如果說生態網絡建設推動了野外臺站規范發展，有助于科學觀察和數據積累，那么此項國際計劃在中國的實施，則催生了一大批國家重大科研項目上馬，一大批重點實驗室涌現，一大批從事全球變化研究的科學家脫穎而出。

　　國際地圈—生物圈計劃中國全國委員會（CNC-IGBP）成立之前，多個國際計劃如人與生物圈、世界氣候研究計劃等中國委員會已經建立，新創設的中國環境科學學會之類機構已在運行中，所以20世紀八九十年代前后對于中國地球科學界來說，是一個活力迸發的年代，接軌國際只是形式方面的標志，全方位深度參與則是其實質所在。當孫鴻烈院士相繼結束了中科院副院長和綜考會主任任期，目光重新聚焦高原，青藏研究新格局開啟：主持完成西藏自治區“一江兩河”農業綜合開發總體規劃，緊隨其后的是“八五”攀登計劃青藏項目的進行，以及“九五”攀登計劃青藏項目預研究。這期間完成了一項卓越貢獻，主導推動了一個專注于青藏高原研究的學術性團體的建立——青藏隊使命完成，“番號”可以取消，但有了這個平臺，青藏研究的旗幟繼續飄揚——1990年3月，中國青藏高原研究會正式成立！

　　在中國科學院新一輪體制改革中，自然資源綜合考察委員會與地理所撤銷，兩家機構合并為“地理科學與資源研究所”（簡稱地理資源所）；中科院新建機構是青藏高原研究所，和地理資源所一起，成為中國青藏高原研究會的掛靠單位。2004年國際全球環境變化人文因素計劃（IHDP）中國委員會成立，孫鴻烈擔任主任委員，依托單位為地理資源所。青藏所，地理所，加上蘭州的寒旱所、成都的山地所等等，凝聚起一大批青藏研究的中堅力量，緊隨院士們身后，一代又一代專家成長起來。

　　涉及機構沿革，綜考會與地理所有過兩度分合：1972年第一次合并，孫鴻烈曾任職自然地理室土地組副組長，20世紀80年代鄭度先生擔任過自然地理室主任。20世紀最后一年，兩大機構最終合并時，下屬各研究室隨之從名稱、人員到研究方向，均有大幅調整。其中自然地理研究室歷經“資源環境整治研究室”“土地覆被變化與土地資源研究室”，2014年更改為現名“土地科學與生物地理研究室”（簡稱土地室），張鐿鋰研究員擔任室主任。

　　兩大機構合并前后，地理所與青藏研究相關的盛事還有幾樁：歷任青藏隊副隊長、時任地理資源所所長的鄭度先生，當選中科院院士，他擔任首席科學家的“973”青藏項目“青藏高原形成演化及其環境資源效應”開始進行；張鐿鋰研究員新任土地室主任，同時第一次上高原，在鄭度麾下做“典型地區土地利用與土地覆被變化機制與退化環境的恢復途徑研究”課題負責人，自此目標鎖定，持續跟進了有關青藏研究的多個“973”項目，2012年起又參加了規模、力度堪比此前3項總和的青藏專項；先后兼任IGBP中國委員會土地利用與土地覆被變化（LUCC）工作組秘書長、IGBP中國委員會—國際全球環境變化人文因素計劃（IHDP）中國委員會土地變化科學（LCS）工作組秘書長，成為孫、鄭兩位院士的得力助手。兩大計劃布置的功課即核心任務多有重疊，其中有關土地科學領域正好集于一身，所以他的工作一頭連接國際前沿，一頭連接基層一線。有意思的是，每一次承擔的課題都排在最末一項；項目結題每出一書，皆為殿后的一章，以示每一科研活動無論追溯了過往N個百萬年，最終落腳點還是現實當下，凸顯了為國家和地方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的終極面向，這也正是國際地圈—生物圈計劃（IGBP，即全球變化的研究）所倡導的理念。而在IGBP的8個核心研究計劃中，土地利用與土地覆被變化（LUCC）也正好是壓后陣的一個——既屬前沿，又接“地氣”。

　　探索變化機理，屬于基礎科學范疇；提出應對之策，屬于基礎應用學科范疇，而一旦涉及應用層面，自然科學家就不再單純地面向自然，而是包括區域現實與發展，尤其當地人的生活質量、富裕程度、教育狀況、幸福指數之類社科人文內容，一個都不能少。這既是國際全球環境變化人文因素計劃的主旨倡導，尤其體現了青藏研究中現實的人文關懷——張鐿鋰團隊接力前進，不光是青藏研究事業的繼承，更可見老青藏精神的延續。

　　作為國際地圈—生物圈計劃八大核心計劃之一的“過去的全球變化研究計劃”（PAGES），主張通過對歷史資料和自然記錄（如保存在樹木年輪、湖泊和海洋沉積物、珊瑚、冰芯中的自然信息）的研究，并借助于有效的現代物理、化學分析技術恢復過去環境的變化并區分自然因素和人為因素的影響，以此為依據，檢驗未來全球變化預測模型。PAGES計劃目前集中于研究兩個時間段，一是最近2000年的地球歷史；二是晚第四紀的最后幾十萬年的冰期、間冰期旋回。該實施計劃形成于1991年3月，這個時間點，恰值“八五”攀登計劃即將實施，孫鴻烈院士正為青藏項目籌劃布局，正好讓IGBP所倡導的“地球系統科學”理念和多項核心研究計劃得以“落地”，其中“過去全球變化計劃”又剛好與青藏高原演化過程研究相契合，理所當然地在課題設計中占有重要一席，以天然剖面、湖泊巖芯、冰芯研究為主要手段。

　　復原一條青藏高原自然史之鏈，就這樣成為對應全球變化的核心內容；進入國家重大基礎研究項目的青藏研究，自此步入深化階段：面向國際前沿跑步前進，強化學習一切先進手段，從而使傳統的冰川學、湖泊學、樹輪學、孢粉學、古土壤學等等學科于足夠短的時間脫胎換骨，煥發生機，并且使得地質學、地理學和環境科學眾多學科以前所未有的密度縱橫交織，儼如架起一座科學立交橋——人類正在利用已掌握的所有手段去探知一部大自然的履歷——從沉積巖中的古生物化石，到天然剖面的古土壤和孢粉，從深海和湖泊的沉積巖芯，到冰芯、古巖溶、樹木年輪，差不多一應手段，都被青藏研究拿來為我所用了。不同介質載體所能揭示的時間尺度和精度有所不同，所提取古環境氣候的信息參數有同有異，各具優勢與短板，可以互為參照訂正，最終殊途同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