準確地說，這是一群人的故事，是這個群體所經歷的一個特殊年代的故事。整個故事始于1949年年底。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開國大典后，中國革命史上最后一次大進軍開始了，這就是進軍大西南。

　　浩浩蕩蕩的解放大軍行進在公路上，士氣異常高昂。結束湘南戰役后的二野五兵團十八軍主力五十二師與四野三十八軍的一一四師走在同一條公路上，擠在一起，雙方各自走成一行，并肩前進。

　　進軍開始不久，十八軍已經接受了接管川南的任務，并由此進行了一次空前規模的調動，全軍要接管二十二個縣。

　　時任十八軍保衛部副部長的張向明回憶道，部隊在湖南邵陽住了幾天后又出發，途中聽說去川南后干部分配地方的方案已經出來，班子也明確了：川南區黨委第一書記李大章、第二書記彭濤，行署主任張國華（十八軍軍長），自貢市委書記譚冠三（十八軍政委）。張向明回憶說：“我分配到自貢市當公安局長。在去貴陽的路上，我們就把要去川南的人拉了出來，離開了軍部，軍部的其他領導同志還留在軍部。李大章、彭濤及我們這些要南下的干部走到了一起。到貴陽后很快我們就入川了?！?/p>

　　此時全國的形勢是，解放西北的戰事已經漸漸平息，解放大西南山地叢林的戰事仍在進行中。東南沿海的泉州、廈門的野戰部隊一直把國民黨殘敵追至金門、馬祖，并嚴守海防，以防退守在臺灣和澎湖的國民黨軍殘部伺機反撲。而在雷州半島，解放海南島的部隊已經集結，習慣了陸地作戰的部隊，正在忙著修船造艇，海灘訓練，人人摩拳擦掌，恨不得一步跨到海峽對岸……

　　而這時，新生的共和國的領袖，正在這張“解放”的宏偉藍圖上，重筆勾勒著另一組紅色箭頭。

　　高高興興地全力投入到接管、經營魚米之鄉的川南的十八軍官兵們絕不會想到，1949年底，千里萬里之外，在全速駛往莫斯科的國際列車上，最高統帥毛澤東重重落子，一項偉業籌劃已定，一統祖國大陸最后一役的句號，最終將由他們親筆畫上。

　　1949年12月，毛澤東赴蘇聯訪問，途經滿洲里時，給中央并西南局寫信，明確提出：“進軍西藏宜早不宜遲?！备鶕珴蓶|的提議，在劉少奇的主持下，中共中央于12月31日發表《告前線將士和全國同胞書》，把“解放西藏”作為1950年的一項光榮的戰斗任務。

　　1950年新年第一天，《人民日報》發表社論《完成勝利，鞏固勝利，迎接一九五○年元旦》。社論中寫道：“以一切力量完成人民解放戰爭，解放臺灣、西藏、海南島，完成全中國統一大業?！?/p>

　　時隔四十年后，美國人類學家梅·戈爾斯坦于1991年出版了《西藏現代史（1913—1951）——喇嘛王國的覆滅》一書，書中提到，1949年11月2日，也就是解放軍向大西南進軍中，西藏地方政府噶廈給毛澤東發出一封信。

　　戈爾斯坦在書中寫道：“西藏政府‘外交局’發了一封天真得出奇的信給毛澤東，要求共產黨保證不進攻西藏，并且表示西藏希望同共產黨協商歸還當時被中國占據的藏族聚居區的問題?！?/p>

　　在這封信里，噶廈政府聲稱西藏是一個“獨立國家”，而且“自古迄今都是一個獨立的國家，其政治統治地位從來沒有被任何一個外國接管過”！

　　戈爾斯坦評論道，“西藏噶廈政府的目的是企圖獲得西方民主制國家的大力支持”。他們認為，“不能單靠印度給予幫助和支持。因此他們決定把發給毛澤東的那封信的抄件分別寄給美國和英國政府，向他們尋求政治和軍事援助”。同年底，噶廈地方政府派出四個“親善使團”到英、美、印和尼泊爾請求“幫助獨立”。正在噶廈政府與各國接洽之際，英國路透社對外披露了這一信息。

　　現在看來，美國學者梅·戈爾斯坦在二十世紀九十年代批評當年噶廈政府的這封信“天真得出奇”，一點兒沒說錯。噶廈政府似乎是在玩捉迷藏，故意隱藏起了西藏自古就屬于中國的歷史事實，但這可不是兒戲。

　　早在八百年前的元代，西藏就歸入了中國的版圖，并由中央政府實施行政管理。自此以后，西藏但凡有內憂外患，都得由中央政府出面乃至出兵才能解決。就說達賴喇嘛本身的神權地位，以及在達賴喇嘛主導下的政教合一統治——包括噶廈政府作為地方政權本身的合法身份，都是在中央政府主導下建立和延續的。此外，達賴喇嘛神權地位的傳承要由中央政府主持“金瓶掣簽”并且“冊封”，那更是久已形成的定制。即或是晚清民初中央政府最為衰弱的時期，也從未放棄過對這方土地的主權。

　　著名學者費孝通先生1988年11月在香港中文大學發表了“中華民族的多元一體格局”的演講。他說：我們中華民族是多元一體，它包括的五十多個民族單位是多元的，作為一個自在的民族實體是在幾千年的歷史過程中形成的。它的主流是由許多分散孤立存在的民族單位經過接觸、混雜、聯結和融合，同時也有分裂和消亡。

　　費孝通先生認為導致民族融合的具體條件很多，雖說政治的原因不應當忽視，但最主要的是出于社會和經濟的需要。然而，其中最根本、最重要的原因是，漢族形成的這個特大核心，把東亞這一片土地上的各民族串聯在一起，形成了自在實體，并取得大一統的格局，這個自在民族實體在共同抵抗西方列強的斗爭中形成了一個休戚與共的、自覺的中華民族實體。

　　在三千多年前，黃河中游地區出現了一個由若干民族集團匯集和逐步融合的核心，被稱為華夏，像滾雪球一般越滾越大，把周圍異族吸收進這個核心，它在擁有黃河和長江中下游的東亞平原之后，被其他民族稱為漢族。漢族繼續不斷吸收其他民族而日益壯大，漢族也涌入其他民族的聚居區，構成起凝聚作用的網絡，奠定了以這個疆域內許多民族聯合而成的不可分割的統一體的基礎，成為一個自在的中華民族實體。

　　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中華民族曾屢次蒙受國土喪失、主權支離之難。國土和主權的保衛和喪失，是每一個國家和民族最為敏感的問題。丟失了，是歷史的恥辱；贏得了，是歷史的勝利。任何一個有氣節的國家和民族，對于每一寸國土，都不會輕言放棄。

　　如今，已經站起來了的新中國，絕不會再讓喪權辱國的歷史重演。解放西藏，就是保衛中國領土主權的獨立和完整。至于用何種方式解放西藏，屬于中國的內政，不容他人染指。

　　根據現在已出版和公開發表的資訊顯示，毛澤東第一次正式公開提到“解決西藏問題”是1949年2月，在西柏坡中共中央所在地會見蘇共中央政治局委員米高揚時談到的。也就是說，那時，解決西藏問題，已在中國最高領導層中達成共識。

　　1949年秋，毛澤東曾先后向西北、西南兩支部隊的最高指揮員發出電報，提到“西藏問題的解決應爭取于明年秋季或冬季完成之。出兵當然不只有西北一路，還要有西南一路”1。毛澤東在部署解放大西南的同時，啟動了解放西藏的戰略決策。

　　進軍西藏的決策既定，剩下來的問題就是：怎么進？從哪里進？

　　最初，鑒于西北方向戰事已經結束，西南方向戰事仍在進行中，毛澤東于1949年11月23日電令，責成西北局擔負解放西藏的主要責任。這個方向，基本上是古絲綢之路上的“唐蕃大道”，也是歷代中央政府出兵西藏的主要進軍方向。從這個方向進出西藏，較之于從高差起伏很大、道路崎嶇難行的西南川康方向，有著地理上的相對便利條件。

　　然而，當時的西北地區的新疆、青海、甘肅、寧夏地區都屬少數民族地區，民情社情復雜且不穩定，地域廣闊而又人煙稀少，為進軍西藏提供足夠的后勤、財政方面的保障存在著一定困難，擔負解放西北任務的第一野戰軍在兵力部署上也顯得有些捉襟見肘。主持西北工作的彭德懷遂于1949年12月30日致電毛澤東，陳述了“從青海、西北方向入藏困難甚多”，“如入藏任務歸西北，需要和闐、于闐、玉樹屯墾囤糧，修筑道路”的意見。

　　于是，毛澤東于1950年1月2日再次電令，改由西南局主要擔負進軍及經營西藏的任務。

　　進軍西藏、經營西藏的任務，就這樣歷史性地落在十八軍將士的肩上。然而從正在實施的接管川南任務中迅速掉頭，改為進軍西藏，這對于十八軍全體官兵來說，是一個從未遇到過的異常嚴峻的考驗！

注1《毛澤東西藏工作文選》，中央文獻出版社、中國藏學出版社200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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